中国近代历史交通地理专题近代长江中下游

医院订阅哦□专题视点：中国近代历史交通地理□特约主持人：陆韧（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持人弁言：本期的“中国近代历史交通地理”专题，分别从西南和东南两个扇面展现了我国内陆地区“通江达海”，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外向型交通格局。陆韧、余华的文章全面论述了地处亚洲内陆云南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晋时期为“蜀身毒道”，是与北方丝绸之路并列的中西交通干线；唐宋时期发展为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大陆桥“安南通天竺道”；元明清时期借助云南与东南亚的国际河流，形成通江达海的陆、水（跨国河流水路）、海联运通达南亚、东南亚各港口，实现了与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使中国内陆由云南西南面扇形展开融入世界交通体系。长江是中国交通大动脉，长江航运带动的南方广大区域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广阔的腹地，长江航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通江达海交通又构成我国南方内陆向东南面扇形展开的交通体系，武伶飞所开展的近代长江中下游灯塔体系及其防护研究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展现了长江航运的现代化转型的重大意义。摘要：灯塔对近代航运发展和航道安全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传统研究更多是从全国层面切入或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分析灯塔的发展变迁，并未对内河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灯塔建设进程及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忽视了内河流域相较于沿海地区在灯塔建设防护中的特殊性。利用灯塔表和相关报刊资料对长江中下游灯塔发展及其防护措施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由于灯塔建设中资金不足、人员较少、防护措施简陋和配套制度不够完善，长江中下游的灯塔及其人员比沿海灯塔和灯塔职员更容易成为盗窃和抢劫犯罪的目标，这种风险的存在也影响到航运和航行人员的安全。19世纪中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增加，航运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然而,由于航道条件尚不完善，触礁、碰撞等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对贸易、交往的需要和对航行安全的渴求，使得建设灯塔、完善航道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正如《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例言中所说“航海之要，足为标的者，厥有三事，一曰海图，二曰书志，三曰灯塔”，可见完善的灯塔体系和良好的航行条件是航运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有关近代中国灯塔，已有部分研究梳理了全国灯塔发展的历史，也有学者对沿海以及沿海特定区域如福建、广东的灯塔发展进行了考察，但以内河流域灯塔发展情况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尚难以寻觅。其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就重要性而言，从建造成本、管理人员数量和灯塔射程等方面的指标来看内河流域灯塔，其建造成本较低，管理人员较少，灯光射程较短。以单个灯塔而论，内河流域灯塔的地位实不如沿海灯塔，这使得内河流域灯塔的问题并未引起更多 　　海关往往将资金投向贸易量较大、航运繁忙的区域，这些区域的灯塔地位重要、设施先进、管理人员较多、维护成本也较高。同时，这些区域的灯塔也拥有较为完善的防护设施和手段，使得盗窃、抢劫这类灯塔的成本大大增加。与此相对的是，长江口以上各个航段的灯塔由于防护设施和防护手段不足，导致盗窃、抢劫频繁发生。二、针对灯塔的犯罪活动灯塔作为近代最重要的航标，其对于航运的畅通至关重要；但其自身的安全又常常受到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的威胁。这类犯罪活动在长江口以上航段的各个灯塔频繁出现，如九江关所辖的灯船灯塔在年未满三个月的时间里“劫案竟有二十一起之多，甚至掳架及□伤灯役，并劫去灯船灯塔上重要用品，以致灯役纷请他调”，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针对灯塔的犯罪活动以抢劫和盗窃为主，其主要目的是获取财物，但常常附带有人身伤害行为；根据媒体所报道的这些犯罪活动的分布可以发现，长江中下游的九江关、江海关区域是针对灯塔犯罪活动比较严重的区域。 　　长江中游的九江关海关总税务司在年呈报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盗匪劫掠灯塔的行为“以九江关辖区为最烈”，不过关于九江一带抢劫灯塔灯船事件的报道早已有之，19世纪20年代就有西文报纸报道称，九江附近马墩地方驻有一艘用以代替灯塔的小船，一天夜里“有盗九人随身备带长刀至小船上，抢劫米粮银钱（约六十千文）并华人三人之衣服不计，后有美林轮船驶过，小船上人即告知美大船主，美大抵九江后即转造九江关，闻该盗等系近时遭灾之难民云”。安庆附近同样常受抢劫之害，“安庆下游三十里许之老赝岛及转江口等处均滨临大江，为水程通衢，故均设有灯塔，指导来往行轮。上年十月间，有盗匪十数人将老赝岛灯塔内之公私物件抢劫一空，当经九江关税务司单尔函请该关监督，呈请倪省长饬属缉盗，尚未破案”，但过了不久，“十二月十八日转江口灯塔又复被盗，劫去灯役衣物甚伙，又经该关监督呈请省署严行缉拿”。此外，同属九江关的南昌凤凰洲地方出现“背枪匪徒数十人，乘坐小划齐上灯船，将绳缆砍断，船内公私物件掳掠一空”，这些犯罪活动对灯塔职员的安全和灯塔的正常运行造成极大的危害。 　　长江下游的江海关辖区是抢劫盗窃发生的重灾区之一，从新闻报道数量来看甚至超过九江关。早在年，一艘属于旗昌洋行的轮船由汉口到上海路过金山，发现该处灯塔被毁坏，于是上岸询问灯塔管理员，“则言十六夜果有盗一百余人攻击灯塔，抢掠英洋一百零六元及衣物等，共值洋二百三十五元。守塔者力不能御，有二人受伤，随即纷纷逃遁，反盗去后始敢回塔”，由此可见这一区域抢劫之严重。随后发生抢劫灯塔的事件则更多，且多数抢劫事件都发生了严重的打斗，一般是以守塔者受伤、财物被劫走收场。年某夜两点，吴淞口外高桥沙灯塔处出现十三个乘坐舢板船的盗匪，他们“将门踼开，持有手枪利刃，将承管华工、胡金章顾金坤二人打伤，所有衣物悉数劫去”。根据引自《字林西报》的报道，在距离上海九十八里爱尔嘉岛上的灯塔，日前“忽有海盗至岛，将看灯头目某华人两年积蓄及所有衣服等类囊括而去”，据称该头目被刺伤是因为“盗入索藏银不着”，故抢劫者就用“巨刺将该头目周身猛刺，共有重伤十四处，后盗卒自行搜取其所有物以及仪器等而去”。在这类抢劫事件中，对守塔人身体的严重伤害并不是孤立事件。离吴淞口外百数十余里海面的三星岛设有灯塔一座，看守灯塔者是六名华人，头目是宁波人高金林，其家属人等也住该处，“上月间，突有海盗十余人乘舟登岛破门而入，逼令说出藏银之所，因高不愿吐实，用刀连戳十余下，受伤甚众，其余五华人亦被戳伤”，盗匪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翻箱倒柜将高金林和其他灯塔职员的所有财物掳掠一空后扬长而去。南通附近似乎是一个被盗匪频繁光顾的区域，“财部据关务署呈：上月十六日迄今，距通州海关二英里之灯船被盗，连劫二次，破坏航行安全，请通令严缉，财部以海关灯船，为便利航行，盗匪竟敢连劫，实属目无法纪，除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饬属保护外，并咨苏省府饬属严缉，务获严办，同时分咨各省市府，此后关于海关灯船，请妥慎保护，以安航行”。然三天之后新闻又有报道，“南通常阴沙灯船被劫”。直到年，其他地区都罕见有灯塔灯船被劫的报道时，南通境内仍出现“灯船迭遭盗匪搜劫，常阴沙十一圩港外灯船又于十三日夜间被江盗侵入，劫去煤油及管理人衣服用物等项，已报县府追缉”。这一地区的盗窃事件也常有发生，如年《申报》报道，“姚小仰、祝才秀等四偷儿串窃浦江灯塔内所储煤油七箱，经江海新关税务司查获，函送道辕上海县署，讯供押候惩办”。在一份江海关致海军司令公署和吴淞水警第一厅厅长的公函中提到江海关流星船主报告称，其“巡船近自外海巡察灯塔回沪，驶经崇明县白节山时，查见该处灯塔旁存放对象小屋屋门被人打毁，屋内所储绳索电线尽行偷去”。 　　当犯罪活动发生时，海关和警察部门的首要工作是救治伤者，如在吴淞口外高桥沙灯塔“受医院医治”，爱尔嘉岛上身受刺伤多处的灯塔看守头目很快就被“医院”，而吴淞口外三星岛上也是“受医院疗治”。海关相关部门和警察的第二步工作则是追查真相；但由于灯塔地处海岛或其他偏僻区域，追查抢劫者的任务则进行得十分艰难。九江关两处灯塔被劫后，“倪省长以该两处地方系怀宁贵池两县交界之地，刻已饬令该县暨水陆警察一体严拏逸盗，并令嗣后如再有此项事件发生，惟该管地方官是问云”，但等到安庆灯船被劫时，“去腊因该两处灯塔迭被抢劫，曾由九江关监督函请皖省长，饬属协缉，迄未破获”。不仅如此，年的《江西省政府公报》称，近来“九江关辖境内灯船灯塔迭被抢劫，竟未破获一起”，“而各处灯船灯塔之遭抢劫者，仍属层见叠出，较前愈甚”。针对灯塔的犯罪活动未能破案或破案率低的报道频频出现。 　　盗劫事件频发且破案率较低是由于灯塔的区位特点、管理制度的特殊性等因素造成的。首先，从区位特点看，灯塔一般建设在较为偏僻的孤岛、半岛之上，人迹罕至、报警困难，犯罪活动不易被发现，这为盗劫者提供了理想的犯罪环境；第二，灯塔内所存放的灯、透镜、灯油以及灯塔看守者个人财物价值昂贵，从而成为犯罪者觊觎的对象；第三，一些灯塔管理员并不恪尽职守、可能与当地人发生纠纷，从而导致报复性抢劫、盗窃事件发生，甚至有些灯塔管理员与他人串通、监守自盗，损害海关和公众利益；第四，由于地方政府，特别是陆地警察和水上警察缺少严格的考成制度，故平日并无警觉、疏于防范，以致盗窃或抢劫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第五，各县之间边界不明确，导致各县对一些发生在交界地带灯塔的犯罪持观望态度，错过最佳破案时机。由于上述诸种原因，造成灯塔犯罪频发且迟迟不能破案，而较低的破案率又导致犯罪活动变得更加猖獗。三、针对犯罪活动的应对措施针对长江中下游灯塔的犯罪活动如此频繁，对灯塔和灯塔人员、船只和航海者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故有必要探究犯罪活动发生的原因和制度应对，更加全面地认识近代灯塔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以灯塔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可以从应对灯塔犯罪活动的法规建设角度认识近代海关的制度变迁。 　　对于江西省所发生的针对灯塔的犯罪案件破案率较低的事实，省主席朱培德认为，如果不对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考成法，就不足以解决灯塔被劫而难以破案的局面，故令“民政厅严饬水上公安局，会同各该县县长妥议防范办法，并由厅拟订考成条例”。也就是说，此时一方面已经意识到需要制定防范灯塔被劫的办法，另一方面也试图从官员的考成入手以解决问题。而九江关代理监督曾唯一在呈送财政部的函件中认为，除要江西省水上公安局会同各县长议定灯塔防护办法并颁订官员的考成条例外，还应该将九江关所属灯船灯塔地点开列清单，请财政部要求“安徽、湖北、江西等省政严订考成，令饬所属从严缉办”，从而形成多省协同防护灯塔的局面。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针对江苏省发生的针对灯塔的犯罪活动下发了措辞严厉的文件，称：“沿海各灯塔，与航行安全，及国税收入，关系至巨！惟大都地处荒僻。近据报称：‘时有职员被掳之事。’若不设法予以切实保护，危险堪虞！”他认为针对灯塔的犯罪不止威胁灯塔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更是关系到航行安全的大事，故要求江苏省务必保障省区内的灯塔工作人员安全。 　　试图对盗窃和抢劫灯塔及其职员财物的犯罪活动采取具体措施或制定专门办法是相对较晚的事。年吴淞全国海岸巡防处认为兴化、南日、七星及舟山群岛区域的灯塔“亦被滋扰，迭次告由，税务司函请保护，而海天辽阔，专恃派舰巡防恐难周到”，针对这些区域港汊纷歧、盗匪出没的现实，海关通过设置无线电报警装置以快速获取犯罪情况；海关甚至积极与海军部门接洽，期待通过安排专门的水上飞机与无线电报警装置相互配合，以达到抑制犯罪的目的。 　　而直到年，江西省政府才率先向财政部呈送了该省《防护灯塔灯船办法》十四条，其主要内容包括：由水上公安局、灯塔所在地县政府分别负责采取纵横联防办法，所在地保甲和就近所驻其他团队公安机关协防；灯塔灯船所在地附近的居民或往来陆上人民由当地县政府督饬区保甲严密清查；凡往来水上人民或船只由水上公安局督饬当地汛队注意检查；各灯塔看守者由关税务司督饬，不得擅离，如有看守不力者及时撤换；各地现有的灯塔灯船应由关监督公署通知该地县政府及水上公安局分别督饬所属，加以保护；灯塔灯船变更，由关监督公署随时通知该地方县政府及水上公安局，转饬所属知照；各水上警察队每日巡逻灯塔的警士应遵照江西省水上公安局警士巡逻规则，将巡逻情形报告队长，由各队每月汇报水上公安局察核；各灯塔灯船，均应置备警号，如遇有警时，应由看守立即鸣号通知附近区保甲及团队，或水陆警察，协同防缉；置有灯塔灯船地方，附近之区保甲或团队，及警察防护灯塔灯船是否得力，应由该管县政府随时派员实地查察；各灯塔灯船发现警号，该地附近区保甲或团队，及水陆警察延不协同防缉，或平日防查不力，发生劫案，各该管人员，应按其情节，分别从严议处；各区保甲或水陆警察，及其他团队，对于灯塔灯船防护得力着有异常劳绩者，当酌予奖励。 　　随后总税务司呈报财政部的《海关防止盗匪劫掠灯船灯塔办法》也得到公布： 　　一、各灯船灯塔人员，应由该管海关严加诰诫，不得任意离职，并不得与附近居民有聚赌争吵为其他不正当行为，违者立予斥革。 　　二、各灯船灯塔人员，应在可能范围内，勤加更调，以免与当地居民发生不正当之关系。 　　三、各灯船灯塔人员，所备之衣服被褥，及其他私有物品，应力求简单；并应开列清单，以备随时查对。 　　四、各灯船灯塔人员，所存现款，应以足敷实在需要为限，其每月薪给之余数，得由该管海关会计课，代为保存。 　　五、在盗匪较多地方之岸上灯塔人员，应在可能范围内，暂时租赁民房居住，及存储各项用具，以避劫掠。 　　六、各灯船灯塔之公物及灯用品，应在不妨碍工作范围内，尽量减少，并均加以不易消灭及更改之标记，以免匪徒觊觎。 　　七、各灯船灯塔所存之火油，以足敷两个月之用为限，置于隐蔽处所，并在油内搀和色剂染作绿色，以资识别。 　　八、各区巡江事务段长，应饬知所属各灯船灯塔人员，遇有劫案发生，应立向某机关报告，并须详细报明盗匪之衣貌口音去向，及其他有关各情形。 　　九、各灯船灯塔，均发给万国通用警旗号（B.N.F.），以便遇劫时张挂。随着年江西省的《防护灯塔灯船办法》和海关总税务司的《海关防止盗匪劫掠灯船灯塔办法》先后发布，中国灯塔灯船的防护问题终于有了清晰的责任分工和明确的制度保障，自此以后，灯塔被劫被盗的情况大为好转。 　　由此可见，尽管部分已有研究在谈到中国海关在灯塔设置和管理制度时总是将其局限于晚清，并且与赫德的相关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赫德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灯塔相关的基本制度，使得沿海沿江的灯塔能够维持基本运转；而更多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则是在赫德之后、在民国时期，才慢慢酝酿、提出、订定并一步步付诸实施。以灯船灯塔面对盗窃、抢劫时的防护措施和制度而言，在赫德时代、晚清时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但这些措施却并未能将灯船灯塔置于足够安全的境地。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和沿海沿江各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灯船灯塔的防护问题才有了更为明确的制度保障。 　　总的来看，中国灯塔管理主体多样，且由于战争政局变动、资金短缺等原因导致管理权在不同主体间频繁变换；而在官方与民间正常的合作之外，因灯塔相关的利益导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由于灯塔所处位置往往偏僻，使得灯塔常常成为犯罪活动的对象，这又让以灯塔为中心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国内和国际政治变动在其中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趋于稳定，影响灯塔建设和有效运转的负面因素也逐渐减少，同时政府亦通过相关政策和法令的颁布以维护灯塔安全，这些变化都使得这一时期灯塔逐渐实现更为稳定、有效的运转。信息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二期；转载自会泽百家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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