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秦二世诏书现身辽宁承载玄奥
这是一篇写得艰难的文章，艰难之处不在文章本身，而在于最终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只有猜想。这个猜想，不只是我个人的，也是此物的持有者、发现鉴定者共同得出的“可能结论”。从年代角度讲，它的背面刻着指鹿为马的大昏君秦二世的诏书，但它却产于辽代，出土于今辽宁灯塔市乡下的辽代遗址里；从器物角度讲，它是个“四不像”，似印非印，说是铜牌、文字版，也勉强；此物雕刻精美，四角雕着如意云头，上下雕着火焰珠，两侧雕着游龙，绝非凡物，出自豪门；按常理，刻秦代诏书，一般只刻雄才大略的秦始皇诏书，即便刻秦二世诏书，也是二帝诏书同刻，且二世诏书只作为陪附，此物单刻秦二世诏书，喻意何指？此物目前世间发现三块，分别于辽宁、河北、山东三处保存，极可能与辽代的河北张姓家族有关。张氏与河北渊源不浅，如位于河北下八里乡的张世卿家族墓地，如张家口名字的由来。此奇物，或许是一个提示族人日后重逢的“信物”，或许暗藏着一个讳莫如深的久远而神秘的信息……
秦二世诏书全文，内容讲的是”度量衡“（资料片）
正文：
年，在《收藏界》第2期刊载了一封来自河北怀来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是在解放军某部工作的收藏爱好者张俊义，他有一方祖传的篆书文字铜牌，不识文意，请予辨认。发表张俊义来信的同时，编辑部又刊载了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吴梓林先生写的《秦二世诏文答读者》一文，吴梓林指出张俊义的祖传铜牌不可靠，是后世仿制的赝品，孰料，竟一石激起千层浪！
历史上的大昏君秦二世胡亥画像（资料片）
东北考古学家冯永谦先生与辽宁省灯塔市文物管理所所长赵中文联合署名发文，明确表示，河北张俊义的祖传铜牌绝非赝品，因为类似的铜牌在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已在灯塔市的辽代遗址中出土，属辽代真品无疑。事情至此还未结束，年，原籍山东临沂现住上海的藏家张峰发现自己的家传之宝，与辽宁灯塔出土的文物及张俊义的藏品几乎一模一样，经鉴定也是真品。这种刻有“秦二世诏书”的怪异的辽代铜牌，居然在河北、辽宁、山东等三地惊现，它们之间可有关联？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玄机呢？
出土于辽宁灯塔市后蓝旗村辽代遗址的铜印形”秦二世诏书“印版（冯永谦摄）
01险被视作“赝品”的河北奇特铜牌那么，张俊义祖传的奇特铜牌是怎样的形貌呢？请看他的来信内容：“《收藏界》杂志编辑部：我是一名在部队工作的收藏爱好者，家有祖传一方型铜牌（见照片、拓本），四角呈圆弧状。长8.2厘米，宽7.4厘米，厚0.5厘米，重约克。铜牌正面有一圆形鼻扣（鼻环长2.4厘米），像我们今天的门锁吊扣，能拴上绳索或用铁钩挂起来。围绕鼻扣两边是龙凤和云彩的图案，上下是两个太阳火球，整个牌面图案布局合理对称，两条腾云架雾的龙栩栩如生，清晰可见。铜牌的底面是用篆书体书写的文字，不知是大篆还是小篆，共60字。由于年代久远，铜牌两面均有青绿色的锈迹（个别地方有暗红色的锈迹），被磨损的字迹和图案表面呈金黄色。
为了辨认铜牌上的字体，我曾查找了许多书法字典和有关资料，但怎也没能认全上面的字。有些字是由于磨损严重看不清楚，有些是查不着，还有些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于这块铜牌的名称年代以及用途，家人和几位朋友都各执一词。有的说它是秦权，有的说它是令牌，还有说它是壶盖子的。但是对于铜牌上的篆体字没有一个能够认全并解释清楚意思的。为此，我想借贵刊一角登该铜牌的照片，以飨读者。同时诚恳请教编辑部老师和广大收藏爱好者，能够帮助我弄清铜牌上所刻文字的意思。在此深表谢意。”
出土于辽宁灯塔市后蓝旗村辽代遗址的”秦二世诏书“印版的文字内容（冯永谦摄）
对张俊义的疑问，应《收藏界》编辑部之邀鉴定的陕西学者吴梓林先生做了如下回复：“张俊义读者：来信收到。首先对你这种钻研求知精神表示敬佩。根据照片和来信描述情况初步辨识，此物既不是秦权，也不是令牌，更不是壶盖。其一面的篆文，是利用秦二世诏书文字进行翻刻而铸成凸起的阳文小篆（也称秦篆）；另一面的花纹，是制作者想像并凑出来的纹饰图案，类似这种东西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古玩市场出现过……故你收藏的这件东西，绝非是一件秦时真正的历史实物，也不是一件仿造古物原样而制作的仿制品，而是利用秦二世诏文，加上制作者想像所创造出来的一件假古董，只可视作消遣的一件玩物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也就无需对其名称、年代、用途进行考究了。”
2辽宁“铜印形文字版”驳斥“赝品说”对吴梓林的鉴定结果，考古学家冯永谦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与之类似的铜牌曾在年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的发现过，出土地点在辽宁省灯塔市灯塔镇南万宝桥街道后蓝旗村南的田地中，那里有一处辽代遗址，是村民在“二普”时期平整菜地时发现的。年的《灯塔市“二普”调查记录档案》里明确记载：“此遗址，出土一件方形有字带钮铜板。”这块被冯永谦称作“铜印形文字版”的文物，现藏于辽阳博物馆。
秦二世胡亥与权臣赵高合造的”指鹿为马“典故，臭名昭著（资料片）
据见过此物的冯永谦描述，此件器物作铜印形式，铸制，方形圆角，薄体有纽，全如印形，过去少见。尤其文字更为特殊，其文字为阳文正书，如果用其钤印，则成反字，并且没有印边，故不能作印使用。因此，它不能称为铜印，故此只称其为“印形文字版”。此印形文字版面长7.2、宽8.2厘米，重克。出土时，此铜印形文字版保存完好，整体作铜印形状，横向略宽，印体较薄，背部有矮小桥状钮，钮间有穿孔。背面钮两侧铸出凸起云龙火焰珠纹，龙纹两条较大，靠近印钮，两条较小，略靠边缘，印钮上下各有一火焰珠，四角为如意云头纹。印面铸阳文篆书，共六十字，字为正书，自右向左读计十行，字大小不一，疏密相顾，颇为自然。印版身附着绿或红色锈痕，背部龙纹并被涂饰红色，色泽至今未全部褪掉，犹有保存，颜色鲜明。印版上面的篆书文字，经释读其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
从印文看，显然这是一个古代诏书。细辨此版所铸的文字内容，系为秦二世元年的诏文，并且一字不差，是诏书的全文照录。
据冯永谦鉴定，这件“铜印形文字版”不是秦代遗物，而是辽代遗物，其理由如下。
首先，历史上，出现秦代诏版，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颁布的，诏文刻在度量衡器上，或是直接施之于器，或是事前铸成铜或其他质材诏版，然后镶嵌在度量衡（权）上。这种诏文，在全国各地考古发现中，已有多例出土。其后，秦二世继续执行秦始皇的这一制度，在他继位的元年，又颁布了这种诏书，其文与本版文字相同。但他的诏书，根据现在所知，是和秦始皇的诏书连用的，未见单独使用。然而此版印文是独立成件的，与秦时用法不同，值得注意。由于秦时二世的诏文，必须是用在秦始皇廿六年诏文之后，不能单独使用，因而其文字就有明显区别，即其诏文后边结尾处说：“刻此诏，故刻左，使勿疑。”由于古代文书是自右向左读，故其书写也是先右后左，始皇廿六年诏文先刻在右边，然后再刻二世诏文，始皇的诏文自然就在右边了，二世的诏文在左，于是就成了诏文自己所说的那样“故刻左”了。
其次，从该文字版背面所铸云龙火焰珠纹与龙的造型看，其特征不是秦代的形象，而在辽代，这几种纹饰都很盛行，与其相同的考古出土实例不少。
第三，诏文当时是用在度量衡上的，此件若为镶嵌他物之用，背面既满铸花纹，又有桥状钮，此举实为不需，因此，它不是诏书嵌版。
第四，根据铜质的特点，其色较黄，与辽代铜质相同。另外，从铜版锈蚀情况看，锈色斑烂，苍老自然，不是近代制作的。故此这件少见的秦二世诏文印形铜版，因其出土在辽代遗址中，故定其时代为辽代。
由此，冯永谦得出这样的结论：“河北省怀来县读者张俊义所提供的篆书铜牌，和灯塔市后蓝旗村辽代遗址出土的铜印形文字印版完全相同，无论文字还是形状，以及所饰花纹和器件本身大小、重量等，都相一致或接近，仅钮鼻差别大些，同样是辽代遗物，乃真品无疑。”
秦二世陵（资料片）
3一块来自山东临沂的“奇特古印”无独有偶，年10月，上海藏家张峰给笔者多次来信，谈到手中也有一方类似的“辽代奇印”，想请笔者与冯永谦先生联系，探求这方古印的真实来历。那么，张峰手中的古印又有着怎样的幕后故事呢？
祖籍山东临沂的张峰先生收藏的”秦二世诏书“印版正面（张峰供图）
张峰说，他是山东临沂某村人，新中国建立前，张峰家是那一带最大的地主。后来，他家的很多院子都被分给别人住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到院子的不少人家先后从地下挖出了成罐的银元。
张峰说，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有很多邮票啊、字画啊、玉石图章啊，他都当玩具玩，玩坏的玩丢的玩扔了的，不知有多少。他父母都不识字，对这些东西从没想过收起来，他们只知道银元值钱，家里的银元大多数都卖了给孩子交学费了。
这方古印是张峰刚记事的时候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偶然间发现的，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还好没扔掉，由张峰的母亲保存起来。直到张峰大学毕业，也没再去看它。年，有一次张峰回老家又看到了这方奇怪的古印，看到上面的文字，想把它认出来，开始以为是一个印章，就用印泥涂上去，翻印到纸上，结果发现印出来字是反的，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此后张峰忙于工作，就把古印一直丢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年初，在网上看到冯永谦所写的那篇配有图片的文章，才多少了解了一些关于这个物品的历史信息。
张峰祖传的这方奇印的尺寸为：长8.2厘米，宽8.3厘米，厚0.5厘米，重克，在辽宁灯塔出土的铜印形文字版长8.2厘米，宽7.4厘米，厚0.5厘米，重约克，除了宽度与重量略有区别外，两件器物一模一样。
张峰先生收藏的”秦二世诏书“印版（张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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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奇物原为“秦诏版”河北张俊义说的“祖传铜牌”、辽宁灯塔出土的“铜印形文字版”以及上海张峰的“家传奇印”，追根溯源，其原型叫“秦诏版”，亦称“秦量诏版”，一般是青铜制，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刻秦二世元年同类内容的诏书，或二诏合刻。冯永谦先生则认为，这种秦诏版只有“二诏合刻”，未见单刻版。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竖五行、横八行、上下、左右结构整齐，阴文书刻40字，即“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臣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大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年）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宁，立下皇帝称号，于是下诏书于丞相隗（wěi）状、王绾（wǎn），依法纠正度量衡器具的不一致，使有疑惑的人都明确起来，统一起来”。
这种“秦诏版”，实际上就是秦始皇为了落实好经济政策中的统一度量衡而颁发的通用公文法令，这一举措，对在当时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资料片）
始皇病故，其子胡亥即位，史称秦二世，上任之始再颁同类诏书。无论是秦始皇诏书还是秦二世诏书，书写人都是李斯。秦诏版中的诏文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为学习秦篆的珍贵资料。
目前，我国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诏文的遗物有铜椭量，铜权等，数量多、分布广，但把诏文刻于铜版上的形式则鲜见。年4月1日，甘肃镇原县城关镇富坪村一村民建宅取土时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铜板，由爱好文物的县文化馆干部张明华发现并交馆收藏，年9月，经国家文物专家杨伯达一行8人组成的鉴定小组鉴定后，正式命名为“秦诏版”，这件文物就是秦二十六年铜诏版，现藏于镇原县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5辽代“秦诏版”承载神秘信息关于这件辽代文物产生的始末原由，目前存在以下谜点：
首先，该文物既非实用器（似印非印），又非艺术品，辽人造之何用？
其次，按冯永谦先生所言，“秦诏版”是秦始皇与秦二世诏书的“二诏合刻”，但这件器物却只刻“秦二世诏书”，存何寓意？按常理，无论从时间先后，还是按内在的历史价值，若单刻诏书，刻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诏书才名正言顺，却为何选择秦二世这个声名狼藉的昏暴之君呢？
这未免使人产生如下怀疑：该文物真的是辽代后仿而非秦代原创的吗？要知道，秦二世本人曾仿效其父巡游全国，到过辽宁，而且是从辽阳返回国都咸阳的，出土于辽宁灯塔的这块“秦诏版”不会是秦二世当年留下、后被辽人收藏传世的吗？但据冯永谦等专家鉴定，该器物从器形雕工、到锈色包浆，完全不是秦代风格，而带有十足的辽代特色，既然如此，造此器物的辽人究竟想传递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河北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乡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地（张松摄）再次，迄今为止，该文物目前在国内只发现三件，其中两件为张姓藏家持有，且为祖传之物，或许此物与辽代的北方张姓有关，再具体而言，很可能与河北的张氏家族有关，若推论成立，辽代的河北张氏造此特殊器物，目的何在？
据考证，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有辽代张世卿家族的墓地，墓内的汉人壁画在辽金史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张世卿家族在辽代为官，乐善好施、崇佛信道，在当时的河北有一定的势力，不知张俊义、张峰手中的辽代“秦诏版”可否与张世卿家族有关，两人的先祖是否源出一脉？
尽管出现于辽宁、河北、山东的辽代“秦诏版”已被专家证明为真品，但解读其所承载的背后信息，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了。
河北宣化张世卿家族墓的辽代汉人歌舞壁画（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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